2024年初，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历史为题材的原创话剧《儒行》正在小范围演出，舞台与观众之间，仿佛回到百余年前，无锡城与国学专修馆相遇的那一年。

1920年11月27日，《新无锡》报头版刊登了一则《国学专修馆招考师范生》，文告开篇写道，本馆感慨国学沦落，痛惜文化失坠，数年之后，恐怕中国人将不会再有人，精通中国文字了，世道人心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局面，可悲可痛。

国学这一名词的出现，最早是为了区别于当时的新学与西学等概念。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，欧美列强以压倒性的先进科技军事实力强行掳掠着古老的中国，面对时局日艰，国人把“救亡图存变法图强”的宏愿寄托在教育事业上。

1861年，恭亲王奕䜣在京师设立同文馆，专门培养外语人才，兼学天文、数学、化学、医学、机器制造、外国历史，以及外国法律等等。

此后，洋务派一边陆续引入西学，一边派遣幼童出洋留学，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直接碰撞以四书五经为绝对主导的传统教育，科举考试也曾尝试把西学内容，列为考试科目，以期求得实学致用的人才，中国近代教育开启了探索之路。

1895年4月17日，中日两国的全权代表李鸿章，与伊藤博文在《马关条约》正式本文上署名盖印，那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刺激着民众的神经，国人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剧烈变化，变法改革成为种社会思潮，也让中西学之间的冲突陡然激烈。

彭林：当时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击之下，我们很多知识分子，他对于本位文化的信心，完全崩塌了，要废除汉字，要取消24个节气，不让过春节等等，这个就是基本上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，丧失信心，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，但是民族精神，是不可能从西方引进的。

整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整个教育界几乎人人竞谈西学新学，对于国学与西学之间的平衡，洋务派代表人物，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，在大力开办新学堂的同时，也编撰《书目答问》，倡导青年人学习国学，他用《劝学篇》来阐明，怎样正确处理国学和西学的关系，提出教育应当汇通中西，权衡新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