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想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，关于罪刑法定跟中国古代的礼法之争的问题，那中国古代呢，一直存在礼法之争，不少人呢将其概括为儒家的“礼治”与法家的“法治”的冲突，当然这都得加双引号哈，然而法家的“法治”，它与限制国家权力的现代法治有根本性的区别，无论是儒家的“礼治”还是法家的“法治”，在本质上其实都是一种人治，只不过儒家强调以礼服人的“王道”人治，法家呢则强调的是以法治人，或者以力治人的“霸道”人治，儒家的“王道”人治是一种贤人之治，用孟子的话来说，就是仁者无敌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而法家的这种人治呢它则是强人之治，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，“力多则人朝，力寡者则朝于人”，只有绝对的实力，才有绝对的服从。

如果说儒家的思想过于理想，那么法家的思路呢则过于现实，那很多人都认为儒家只讲道理，只讲理不讲法律，这可能也是一种误读，因为郑国子产铸刑书，孔子对此呢并无异议，相反孔子对子产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，孔子就认为子产为人谦虚，做事敬业，善待民众，让民众得到实惠，这是孔子对政治人物罕有的极高评价，当然孔子对于晋国的铸刑鼎，孔子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法是良法还是恶法。

那孔子当时对于晋国的赵鞅等人，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公开铸成刑鼎，孔子就进行了批评，认为这是亡国之兆，孔子就提到了四种法，有两种法是不成文法，看似孔子似乎是在批评成文法，但实质上，孔子认为成文与不成文并不重要，关键是法律的本质是善还是恶，孔子认为，前两种不成文法是良法，体现了礼的要求，而后两种成文法是恶法，是对礼的背离，那与法家独尊君主的立场不同，儒家虽然也强调君主的权威，但并不认为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，而儒家更倾向于君仁臣义双方共治的模式，如果说法家是尊君卑臣，那儒家则是尊君敬臣，各安职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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