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的租界碑，见证了上海一个半世纪的历史。鸦片战争以后，根据南京条约，清政府在上海划出一块土地，交于英国人使用。此后，租界成为外国人在华的独立王国。从这些当时的影像资料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外国人在上海的那种耀武扬威的姿态。在租界，外国人有着自己的管理机构工部局，而且拥有自己的部队万国商队以及维持治安的警察。这些形象古怪的外国人是当时上海的一道风景。租界标榜的自由是一种英美式的自由，市政当局只管维持生活和商业秩序，而对信仰、言论、新闻出版等很少管制，客观上为当时中国的反清爱国志士提供了宽松的舆论环境。当时的望平街属租界当局管辖，在这条不过200米的小街上，集中了几十家报馆和书局，使这里成为上海的报业中心。

1903年，一桩围绕报纸的诉讼案成为上海文化界关注的焦点。苏报最初只是一家商业小报，这年5月，张世钊被聘为该报主编。此前，张世昭一直从事反清活动，曾先后遭到清政府七次通缉。接手苏报后，他大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，陆续刊登介绍邹容名著革命军的序言、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，古用建立中华共和国张炳麟的文章甚至称光绪皇帝为小丑。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，使清政府决心取缔速报。而租界一直有自己的治外法权。1903年，上海租界工部局又出台新章程，规定会审公廨负责所有案件的审查工作。面对发生在租界的案子，清政府无权擅自办理，只好以政府的名义向上海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等人。1903年7月，大清帝国政府连发两道圣旨，要求引渡二人封闭苏报，清政府和上海外国公使展开了长达半年的谈判。

远在北京的慈禧对此案十分关注。为了镇压革命者，清政府不得不向洋人低头。在颐和园，他展开了夫人外交，赠送贵重礼品给外国公使夫人，以便各国同意引渡苏报案犯。在会审法庭上，张炳麟和邹容视死如归，神色从容，围绕苏报案的审判和交涉，无形中为反清革命做了宣传。随着罪状的公布，章太炎等人的作品和主张不胫而走，广为传播。经过一年审理，两人被判短期监禁。1905年4月，邹容病死狱中，年仅20岁。1906年，章炳麟刑满出狱，远渡日本。邹容和张炳麟这两位革命先驱，仿佛夜色中呼唤黎明的两颗星辰，成为世纪初中国最响亮的名字。就在清政府为苏报案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中国东北又传来了战争的讯号。